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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 | 王亚峰
2018年底,31岁的俞浩,正在为融资事宜忙得焦头烂额:公司账上资金已接近告罄,如再拿不到钱,他可能就要关门大吉,回清华继续读博。 走在破产边缘的俞浩带着各种材料,高举小米的投资背书,在华东华南寻找B轮投资。 可真正了解追觅的投资人,显然对这支与小米貌合神离的团队缺少信心。01做品牌,指的是除了追觅这个主力品牌,还要孵化大未、MOVA等更适合年轻人的品牌,做差异化竞争; 多品类,则是不止于清洁品类,还要做厨电(洗碗机、净水器)、商用清洁机器人、机械狗、人形机器人等等。因此,从追觅真正发迹的那一刻开始,其战略就是以激进的路线高举高打。 这或许是俞浩做的最精明的一项决策,但同时也把追觅带上了一条不归路。02
欲复制“石头”,追觅自主品牌“同命不同运”
2019年5月,追觅开始做自有品牌,并推出了第一款吸尘器V8,定价999元。 此前,追觅一直给小米做吸尘器和吹风机的代工业务,凭借小米的订单,一年有几个亿的营收,日子还算滋润。但俞浩并不想只做代工,小米模式的利润率实在太低,单靠小米的订单只能保证团队勉强吃饱,很难做大做强。 因此,俞浩也想复制石头的路线:凭借代工业务发家,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,开始推自有品牌,逐渐“去小米化”。 追觅前员工张飞告诉雷峰网,俞浩对做自主品牌这件事情非常坚定。 “当时小米给了很大压力,毕竟有石头科技的‘前车之鉴’。” 但俞浩采取的是先斩后奏,自有品牌先推出去,将生米煮成熟饭,造成既定事实,事后再向小米解释。 结果不言而喻,追觅在2019年5月份推出“Dreame”品牌的吸尘器之后,又迅速推出了能够复用吸尘器研发、供应链优势的吹风机,在自有品牌方面的资源投入持续加大。 自主品牌这个决策,意味着追觅从根本上改变了其业务增长逻辑以及公司成长路线。因为如果只做代工,追觅实际上是一家to B的企业,只需要给小米持续稳定地供货,赚不到大钱但总归有汤喝。 但做自主品牌则代表着追觅的to B业务分成了两块,一块仍然是to B给小米代工,一块是to C从零开始做增长。 这给追觅的业务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:一是小米直接削减了订单,并扶持了杉川和顺造;二是做to C需要组建销售网络、建立品牌,整个组织架构都要围绕C端业务调整。赶晚集的追觅,穿上了经销商的旧长衫
摆在追觅面前的问题是:自主品牌怎么铺货?2019年,追觅代工的吸尘器、吹风机、扫地机等业务,已经属于成熟的品类,细分领域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效应,小狗、戴森、科沃斯等头部玩家积累了品牌认知和市场口碑。 这种背景下,追觅的自有品牌没有任何优势:品牌认知度低,渠道能力弱;并且,追觅没有云鲸的首创拖地功能作为爆点。 为此,追觅采取的办法是:一方面搭建电商运营团队,开始做线上销售,在京东、天猫等平台开店,通过直销的方式把货卖给消费者,走to C的路线;另一方面,将货以低于电商平台的价格出给经销商,让经销商去铺货,以减少渠道成本和品牌投入,走to B的路线。 上述两种路线看似完美,实际上到处是坑。 第一种路线:追觅是个小品牌,与电商平台合作属于弱势方,没有话语权,也不会获得平台流量支持,反而需要大量的广告投放来做宣传、引流。 这与早期科沃斯和天猫的合作不同。 2013年,科沃斯和天猫都还没有成体量,彼此是相互“借力”;到了2019年,天猫已经是国内TOP级别的电商平台,并且以服务大品牌方为主,小品牌根本不入流。追觅不但没法“借力”,反而要花钱买流量。 追觅采取的方法是“自运营+代运营”。“自运营”指的是追觅搭建团队,入驻平台开店,但渠道成本、引流、管理费用居高。为此,追觅招来了前石头科技的某电商运营团队,搭建起最初的电商运营体系。 “代运营”类似于将品牌工作直接外包给第三方公司,这样省去了各种自运营环节,效率很高。但代运营模式的弊端是,代运营靠出货量赚取佣金,而不在意前端市场价格,只要出货,便有钱拿,没有任何与品牌方做价格协同的动力。 前面提到,2019年,追觅作为新品牌,面对平台是弱势方,对平台的影响微乎其微。当代运营为了赚取佣金而降价出货时,其他电商平台也会亦步亦趋互相杀价,追觅根本无力管控。第二种路线,是依赖于经销商去铺货,通过大量铺货来推广品牌,不需要额外的渠道、流量成本。 经销模式的问题在于,在品牌方和消费者中间,引入了一个新的利益环节,品牌方必须给经销商留足利润空间。 比如,经销商通常以7-8折的价格拿货,存在20%-30%的利润空间,扣除掉平台5%左右的返点,再降价10%,仍然有10%-20%的利润。对于经销商来说,只要不亏本买卖,出货便有钱赚。 在这种激励机制下,经销商很容易以低于官方电商平台的价格,在各大电商平台上批量散货,而追觅基本上很难对经销商进行约束,因为没有品牌,还得依赖经销商去铺货。经销商在to C电商平台上低价出货, 又会传导至代运营以及原有的电商业务,各方为了赚钱,拼命压缩利润空间,导致追觅的价格体系非常不稳,因此出现了“同平台不同时段不同价、不同平台价格差异更大”的吊诡现象。 不过,追觅“电商+经销商”这套方法论,一开始初有成效,2019年底,其自有品牌的GMV在1500万元上下。然而价格体系乱的问题,已经成为追觅身上的旧长衫,穿着很难受,但就是脱不掉。 原因在于,追觅外部存在严重的营收压力。KPI,悬在追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
3年100亿元的目标不一定要完成,但C轮36亿元的融资显然需要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做交代。 这种外部性压力从老板传导至销售,销售背负着沉重的KPI,价格体系混乱一点,反而有利于出货。从这个角度看,追觅内部也没有去管控价格体系的动力。即便追觅想要整顿价格体系,但多年以来的路径依赖,已经形成既定的利益分成格局。一旦贸然改动,首先出货量会大幅下跌,并且经销商可能会以更低的价格抛售产品,追觅本就不稳的价格体系便会立时大乱。 “不少人都看到了这个问题,但没有人敢这样做,没有人敢背这个锅。”追觅前员工陈圆圆表示,所有人都不希望这个瓜烂在自己手里,得过且过罢了。 追觅也曾多次换组织结构,试图改变这一局面,但越改越乱。 比如,在最重要的电商运营板块,此前按照渠道划分,在京东、天猫、抖音等平台设立一个负责人;后来又根据品类设立品线负责人,如吸尘器、吹风机、扫地机等。 举个例子,追觅的天猫旗舰店有一个负责人,这个旗舰店有多条产品线,如扫地机、吹风机、吸尘器等,每条产品线又设了一个负责人。这种“双重管理”效率极低,底下人不知道向谁汇报,出现问题责任人之间也会相互推诿。 追觅员工陈云告诉雷峰网,追觅销售部门极其内卷,业绩考核压力非常大,为了完成KPI,从部门到个人,互相抢渠道。完不成KPI,就直接被淘汰,中国区负责人的变动异常频繁,“有时一夜醒来,就换了一个领导汇报”。 “公司有KPI,大区有KPI,部门有KPI,员工有KPI,营收的压力就像一座大山,压的大家喘不过气。” 陈云表示,没有人想背锅,都会想方设法去完成业绩指标,最好的方式就是降价销货,以出货为目标,也顾不上所谓的价格体系的稳定了。 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局。 在这个局下,部门之间的赛马机制、营收高压导致底层执行的变形,进一步扩散在追觅的每个毛细血管中,随时都有引发病变的危险。 04三权分立导致政令不一,俞浩暗渡陈仓着手“削藩”
2017年,俞浩在小米谷仓学院进修时,又遇上了吴鹏。 吴鹏原本在谷仓工作,但一直想创业,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段创业经历。在一次活动中,吴鹏结识了俞浩,两人一拍即合,吴于2017年10月正式以联创的身份加入美祎,负责前端市场、品牌、销售以及财务等板块。 吴鹏加入之后,美祎的铁三角终于形成:俞浩任CEO,吴鹏和王生乐分别分管前后端,技术研发由俞浩的清华team负责。 2017年底,俞浩正式在天津自贸区注册了“追觅科技”,但公司team在上海工作。同时,凭借着马达项目在谷仓加速营获得第一名以及立项的除螨仪项目,追觅正式加入小米生态链,并获得了小米、顺为领投的A轮融资。 虽然进入了小米生态链,但追觅只获得了少数吸尘器订单。这时,追觅铁三角兵分三路:俞浩坐镇上海;吴鹏前往北京,组建销售团队;王生乐在苏州搭建工厂。这套分权体系在早期追觅的业务拓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,比如追觅一开始做的吸尘器业务,在北京无疑能招到更好的人才;而苏州本就是家电零部件配散中心,供应链完整;于是追觅形成了“上海研发-苏州制造-北京销售”的一套运营体系。 但同时,这套体系也存在两个致命的问题:1、三个核心团队各在一方,线上沟通效率极其低下,信息共享存在时滞; 2、地方团队很容易坐大,总部难以监督、约束。这两个问题并非孤立,而是相互作用。当线上沟通不顺利时,总部有命令,地方有想法,业务便很难协同推进。类似矛盾在追觅开始做自主品牌之后,尤其明显。 因此,从2020年开始,俞浩便着手于“收权”,逐步肢解前后端,将前端销售打散,并同时将总部从上海迁往苏州,直接亲管供应链及工厂。前面曾提到,追觅在2020年内部决定要做大未、MOVA等品牌,首要原因是追觅尝到了自主品牌的甜头,同时拿到了新一轮融资,资金、市场都火热的情况下,俞浩自信满满要扩充品类。 实际上,这背后的深层原因,在于俞浩要削弱甚至打散话语权过重的北京团队。彼时,北京团队实际上控制着追觅的整体销售业务,话语权极大。在多个新项目的沟通中,北京对沪、苏团队提出了反对意见,后者认为前者极其不配合,但又没办法管。 为了达到收权的目的,俞浩先是在苏州另起炉灶,从小米挖来了某高管做电商运营。第二步便是在内部做品类扩张,每一个品类从北京抽离部分销售,一点点将北京销售团队蚕食。如此一来,通过“总部迁移、扩充品类、另起炉灶”的权力运作,追觅于2021年完成权力统一。 被收权的吴、王二人,也被安置在俞浩的视野范围之内。两人待了一年多,自感无趣,便先后从追觅离职创业。 王生乐于2022年底创办了泳池机器人公司“星迈创新”,并获得了顺为、源码等领投的2亿元天使轮融资。 坊间传闻称,王生乐在追觅是高级VP,离职影响非常大,俞浩曾试图挽留,但“大乐去意已定”。某次偶然的机会,王生乐与雷军见了一面,王表明创业心意,细说之下获得雷军认可。籍此,王生乐得以从追觅离开。 值得一提的是,“星迈智能”获两亿融资,由顺为资本领投、云沐担任FA;这两家同时也是追觅的投资人和财务顾问。 吴鹏则创办了“咖爷科技”,聚焦做饮品设备自动化升级解决方案,获得了高瓴创投近1亿元的天使轮融资。 至此,追觅先是“三权分立”,接着“三国一统”,随后又“一分为三”,多点开花。 集权之后的追觅,虽能政令统一,但追觅的危机却不止于此。
内部流程混乱,执行层疲于奔命无暇创新
追觅员工董宇透露,追觅内部结构调整非常快,不同部门都有自己的小team,互相卡流程、拖进度,内耗极其严重。 “每个人都只想完成KPI,对上面有个交代。除了老板,没有人关心业务该怎么搞,流程很乱,很多项目都不合规。” 比如,在W10备货时,产品预售数千台,内部预测卖数万台。按照一般的备料逻辑,备料不能一次性备满,产品要梯次放货,方便出现问题及时修改,减少成本损耗。 然而,追觅相关部门直接按照预测数据向供应商下订单,结果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污水箱裂开的问题,导致这几万的货都没办法改,也卖不出去,白白浪费了几百万元的货款。 流程之外,受困于产品迭代速度,追觅的项目周期非常赶。工程师们疲于奔命,一直在做微创新,很难有时间去沉淀下来做开创性的产品。 并且,不只是单个品类的迭代速度,追觅的品类扩张比以前更猛,商用清洁、机器狗、人形甚至内部还有部份造车团队。 “给人的感觉是什么都想做,每一条线都需要产品、研发,业务来回切换,底下执行的人一头雾水,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。”上面一张嘴,下面跑断腿。 管理层对业务战略并不清晰,这种无序自上而下传递,执行层茫然无措,对自身定位产生怀疑,造成协同效率低下。同时,执行层的自我内耗,也会由点及面,感染整个组织,导致公司业务进展缓慢、创新能力受阻。 对于追觅而言,流程不合规、创新动力不足、团队内耗、渠道依赖过重等问题,现阶段被业务的持续增长繁荣假象掩盖。 但这并不足以一俊遮百丑。 一旦追觅业绩掉头转下,所有问题便会立刻浮出水面,并产生激烈的化学反应,直接导致肌体的病变。 05当阿波罗8号首次将地球照片传回NASA,俞浩按照从日出到日落的顺序将这些照片排列起来。他脑海里的画面是:一个漫游者日出时站在无名的路上,太阳升起来了,火车从旁边呼啸而过。这个年轻人的心情是如此自由,他有点饿(hungry),也知道得很清楚,自己对前面的道路一无所知(foolish)。接近俞浩的明杨认为,俞浩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 比如,2020年春,俞浩敢就喊出100亿元的目标,看起来很狂傲。 毕竟整个2019年,追觅总营收不过5亿,远低于友商,距离100亿元还差两个石头科技(45.3亿元)之多。 但这并不是毫无根据地乱喊。 在当时,资本对扫地机格外看好,市场情绪都被点燃的情况下,追觅作为一家小公司,反而需要大声吆喝来博出名。 “这100亿的口号,其实是俞浩在向资方表态,顺带向资方要钱的意思。”口号喊出去不过半年,2020年8月,追觅便获得了由IDG领投,小米顺为等老股东持续加注的近亿元B+轮融资。 拿到钱之后,追觅便开始大手大脚地搞业务。 一系列的激进操作,实质上是俞浩商业模式认知的执行。 这种大开大合、借资本之力疯狂扩张的商业模式,不乏有美团、拼多多、滴滴等成功案例,也有 、 等出局者。 建立在该商业模式之上的组织,既能够以十倍于普通企业的速度进化,同时也会滋生更多的内部问题,关键在于如何调整,这取决于管理者的平衡艺术。 追觅的商业模式是否成立尚待观察,但这种成长路径,现阶段已经让追觅尝到了苦果。 追觅未来应该怎么走,组织会怎么变,俞浩心里非常清楚。 从做自主品牌到收权、扩张,俞浩越来越像一个成熟的商人。 他正朝着既定目标一点点靠近,却早已不是那个自由的年轻人。 本文为雷峰网《扫地机器人系列》第五篇,也是收官之作。接下来雷峰网将开启《商用服务机器人系列》,同时保持对扫地机器人行业的密切关注,欢迎行业人士添加微信nanshu0126交流。 注:文中林阳、陈华、张飞、陈圆圆、陈云、董宇、孙明、明杨等皆为化名。 // 近期热门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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